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近期政府增加投資舉動頻頻。據報道，4月18日召開的新一屆國家能源委員會首次會議討論了一些能源戰略與項目問題。會議釋放的基本信息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情況下，國家將開工建設一批核電、特高壓輸電、太陽能發電基地、大的水電站等重大能源項目。

緊接著，4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決定，在鐵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重大水電、風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工程，油氣管網及儲氣設施、現代煤化工和石化產業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個示范項目，面向社會公開招標，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建設營運。下一步將推動油氣勘查、公用事業、水利、機場等領域擴大向社會資本開放。

很顯然，在這些項目上馬的決策中，“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撐”的“穩增長”意圖是最為重要的考慮之一，“穩增長”儼然已經成為經濟政策的主題詞。畢竟第一季度7.4%的經濟增長率低于預期，產能過剩、房地產、地方債等方面的危機又若隱若現，而只有繼續保持增長才能為維持經濟穩定和防范危機爭取時間。而在美歐經濟尚未完全復蘇、出口市場不振的當下，“穩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穩投資”，即通過增加公共投資來維持經濟增長動力，同時通過投資來間接地促進調結構等目標的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一直以投資驅動為主，然而更多表現為以資本投入為主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而不是以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特征的集約型增長方式。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所帶來的問題已經變得日益刺眼。一是政府并不是產業發展潛力和增長前景的最好甄別者，尤其是受以GDP增長為目標的考核指標激勵的地方政府，往往選擇短期投入見效快的投資項目，從而造成大范圍的重復建設，進而導致產能過剩問題，以及長期資本回報率的降低，造成資本整體性的浪費性配置。二是政府投資往往造成國有壟斷性行業的擴張，降低基礎性、創新性產業的活力，導致產業結構失衡，同時為權力尋租創造最好的土壤。三是公共投資對私人消費和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導致“國進民退”現象的進一步加劇和經濟轉型進程的停滯。

正如林毅夫等經濟學家所說的，中國經濟依然需要投資。然而，低效的政府投資可能不會起到驅動增長和增加就業的作用，同時可能進一步造成國有企業壟斷的膨脹，從而導致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也就是說，不僅損害效率而且損害公平。從外部性的角度來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是難以維系的，它帶來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惡化等不充分顯示在GDP數據中的民眾福利損失，直接讓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受到威脅。當前確實需要通過投資來穩增長，但需要走出過度依賴投資和低效、無效投資的怪圈。

要改變投資依賴最主要的是要提高投資的效率，而一個重要的路徑就是更多放權給民間資本，這是為經濟增長開辟新動力來源的關鍵。當務之急是根據政府的改革規劃實行“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制度，嚴格綁住政府的干預之手，讓“法不禁止即可行”的原則真正落到實處。前述的政府吸引社會資本加入公共項目的建設運營，是朝正確方向所走的步驟，最重要的是保持經濟政策的長期性和實現制度化，給予民間資本穩定的預期。為此要創新公共投資方式，更多通過合資等方式，讓其起到撥動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效果。經濟自由是最好的創新催化劑，唯此才可期待科技進步、產業轉型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要提升政府的投資效率，除了完善投資管理體制外，最根本的是有賴于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從中央到地方公開、透明、民主的公共財政制度。

一個根本性的認識問題是，經濟增長是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為了穩增長而過度犧牲其他利益將會是本末倒置。如果把增長本身作為目標，過度追求“穩增長”甚至不惜一切代價來“保增長”，最終反而會損害長期的增長潛力。當然在討論經濟轉型時沒有必要陷入“投資——消費”非此即彼的二元論中，二者同樣重要，不能偏廢任何一方面。目前為了抵御經濟的下行走勢需要一定的“微刺激”政策，在一些領域追加政府投資，但最好是讓這些投資盡量產生更大的正外部性，保證其與結構性改革、提高效率和改善民生之間是正向的相互促進關系。

我們需要經濟增長，但更重要的是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提升國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潛力。不可否認，投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但更需要有效投資、高效投資。為此就需要轉變政府職能，這并不意味著弱化政府，而是讓政府集中在制度環境、公共品提供等方面。所有成功的現代經濟體都是有效市場和有效政府的復合體，二者相輔相成。經濟下行的風險迫使我們突破路徑依賴，改變一些過去30多年里被推崇為“成功經驗”的模式，或許也不是壞事。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