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中國宏觀經濟數據不甚“景氣”，投資再度被賦予穩增長的重任。大力引入社會資本，被視為此輪投資不同于以往之處。此一理想目標若能實現，自然能收一石二鳥之功，一來避免政府負債再度擴張，減少政府投資所固有的較低效率，二來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為社會資本找到新的出路。

其實在2012年夏秋之交，各地推出地方版萬億刺激計劃時，地方政府也曾紛紛開門揖客，熱烈歡迎民企參與投資。但其時的背景是地方債務飆升，政府有心穩增長，手中無余糧，所謂歡迎民企參與投資，實則為救地方政府的資金之急。其后的事實也表明，救急之后，民企真正能夠參與的投資機會并不多，所謂“非公36條”大多還是停留于紙面。

回首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史，不難發現，民資的每次進場或多或少有著救場的意思，而每次救完場，似乎總難逃一些風雨和波折，比如當年山西煤炭行業的格局之變，即為明顯一例。

類似的劇情在公用事業領域也屢見不鮮。當水電氣等管網改造需要巨額資金時，愿意進場的外企和民企往往會被視為救場明星，而當這些改造成本轉化為價格上漲時，面對民情洶涌，財政上緩過勁兒來的管理者無一不祭出再國有化的法寶，而那些暫時還囊中羞澀的當局則會選擇“說服”相關企業兼顧市場原則的同時多做一些政治正確的事情，導致它們終歸會因“入不敷出”的前景而主動告退。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從進場、救場到出局，民資似乎總是難以擺脫這一歷史宿命般的三部曲。因此，如何真正做到善待民資，是民資能否進場拉抬投資的關鍵前提。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真正發揮民資的效用。從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所列出的80個示范項目來看，有不少屬于投資周期長、回報穩定但回報周期慢的長線投資項目。

引進社會資本進入長線項目的大方向沒有問題，但是不是一定要讓民營公司以實體模式進入，則可商榷。也有意見認為設計發行相關金融產品，吸納對于回報率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社會閑散資金是更為有效的融資手段。

之前投資領域的主要問題，不是民資無法進入長線項目，而是國資進入了競爭性投資領域，遂使民資投資空間逼仄。此外，民間投資意欲不振，也與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利潤率下滑有關，而4萬億刺激下資產價格泡沫飆升，“誘導”資本脫實入虛則加劇了相關扭曲。

凡此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不是一個民資入局基礎設施或重大項目投資所能解決的。這其中主要還是要厘清國資和民資的角色問題。

從歷史經驗和具體實踐來看，國有企業憑借其雄厚的技術實力和對長周期回報的承受能力，輔之以新型金融產品為載體的社會化融資平臺，理應繼續成為基礎設施建設的主力軍——這里的基礎設施不僅僅是指“鐵公基”，還應包括高科技領域的基礎性投資——而將那些競爭性強、回報率高的投資領域真正讓渡給民營資本。

事實上，只要真正貫徹“非禁即入”的原則，放手給民營經濟以發展的空間，則民營資本自會尋覓其心目中理想的投資領域。日前以民生銀行為背景的中國民生投資有限公司的成立，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據報道，中國民生投資有限公司將成為一個涵蓋金融、鋼鐵、光伏、船舶四大板塊的資本運作平臺，在對三個產能過剩行業進行兼并重組的同時，也將通過土地開發等資本運作手段，打通各個資產環節。

此次區域經濟發展再被委以重任。業界普遍認為，只有真正厘清國有民營角色，充分發揮市場化投融資機制的力量，才能避免以往區域經濟發展中主題先行，土地財政鋪路，大央企大項目跟進，民營資本跟風炒作房地產的惡性循環，走出優質高效的區域經濟發展新路。

在擴大投資增量，進而以增量帶動存量的同時，應抓緊時機將存量盡快通過相關金融手段從房地產泡沫、地方債、被擠壓上市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中置換出來，進而進入增長性領域，才能避免存量問題積重難返，引發系統性風險。

格林斯潘日前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指出，只有當社會存款被投資于尖端前沿的科技，讓過時的事物逐漸消失，用折舊準備金去投資高端科技的時候，一個國家才能獲得生產力。假如將投資專注于那些高速增長的成長型生產力和高科技，淘汰那些低增長的生產，經濟的平均值會持續增長，這將是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來源。除非接受這樣的創造性破壞式資產重組過程的發生，否則，中國會將大部分國內存款和國際貸款投入到低效率的老舊企業，難有未來。

在增量投資中理順投融資體制，厘清國有、民營角色；在存量處置中去舊促新，輕裝上陣，方能長短期兼顧，為中國經濟在合理安全區間內平穩運行覓得可持續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