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經濟新常態下，度過黃金十年期的我國礦業經濟持續低迷、一蹶不振。據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煤炭、鋼鐵、水泥、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幾大礦業行業更是哀鴻遍野，虧損面已經達到80%以上，產業利潤斷崖式下跌，產能過剩嚴重，能維持正常生產、保持不虧損已屬不幸之萬幸。

我國包括礦業經濟在內的經濟運行之所以出現如此困局，歸根結底就在于我國供需關系面臨著嚴重的“供需錯位”，有效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導致產品供需出現結構性失衡。就虧損面已高達90%以上的煤炭行業而言，目前現有生產能力40億噸，在建規模11億噸，而2015年的煤炭總量需求只有36億噸，這就意味著煤炭產能過剩不日將高達十億噸以上。鐵礦石行業也是如此。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一方面是國內鋼鐵企業因鋼鐵產能過剩而自1982年來首次減產，從而總體上減少了對鐵礦石的需求量；另一方面是國內鐵礦石生產成本高，而國外鐵礦石價格較國內鐵礦石有較強競爭優勢導致進口量還略有增加，從而進一步擠壓了國內鐵礦山企業的市場，致使國內許多鐵礦山企業度日如年，不得不相繼關門停產。

可以說，我國礦業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困難，與以前相比已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如果再跟過去那樣僅從需求側著手、靠增加投資來拉動已很難有所突破，加快供給側改革、增加有效供給已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變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事實上，早在去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政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在2016年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政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毋庸置疑，在中央財政領導小組這樣最高規格的會議上，多次提出和強調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足以說明這項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是具體到礦業行業來說，又該如何來推動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呢？

由此，中國業報記者想起了近日在朋友微信圈流傳甚廣的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發的《何謂供給側改革？以包子為例》微博。微博的大意說，蕪湖有一家據說始建于光緒年間的包子鋪，很多包子做出來了，但是賣不出去（通常說的內需不足或產能過剩）。就從需求側做文章，想法促銷，但包子還是賣不出去，而且外銷也基本飽和了。這意味著在需求側做文章的空間已經不大。隨后，目光轉到了供給側，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無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給側改革，發展新興產業，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去庫存，消滅過剩的產能）。但沒想到的是，好吃的包子做出來了，銷量還是沒增加多少，很多人還是不買這包子，而是弄兩個饅頭夾點咸菜就完了。原來還是需求問題，那就是包子與饅頭相比太貴。而老板也是一肚子苦水，這一個包子里，稅占了5塊。原料面肉菜雖然不貴，可運費貴啊，每個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塊錢，房租一塊錢，再加上人工還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費用，包子根本就沒有降價空間。

孫立平教授在微博中最后說，問題的癥結就在供給和需求的中間地帶。由于這個中間地帶的扭曲，就造成了企業生產什么什么不掙錢，消費者買什么什么貴的不得了。結論就是只有疏通中間，才能打開兩側（供給與需求）。而相關業內人士隨后點評說，所謂中間地帶的問題，理解有兩個：一是政府稅收和社保繳費過高，讓企業無法生存；二是壟斷國企占有太多的社會資源而效率又太低，靠價格壟斷生存，抬高了整個社會的生產成本。所以，政府應減稅降費。

可以說，這種用包子為例來比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形象很生動，把看似復雜的問題變得淺顯易懂，也點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但對于礦業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如果僅從“疏通中間”著手，顯然遠遠不夠，也不一定能達到改革的目的。

就降低企業負擔來說，近年來，國家通過取消行政審批和收費項目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企業能減能免得差不多都減免了，進一步再減免的空間已經很有限。就稅收而言，當前許多地方應轄區內多數企業減產或停產，造成稅基大量減少，財政收入銳減，有一些縣（市）的財政已入不敷出，只能靠貸款來發工資。在這種窘境下，如果想再通過減稅來打通“中間地帶”顯然不合時宜。至于降低社保費，可行性就更不用贅言，現在許多地方的社保資金出現了“空轉”，靠財政輸入已無法來彌補巨大的養老金缺口。作為礦業城市的遼寧撫順市，這幾年的養老金缺口逐年增加，已滾動到了二三十億，讓本來就入不敷出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

事實上，具體到我國礦業行業來說，更應該兩眼盯內，苦練內功，按照“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總體要求，加強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應該是通過技術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提質增效，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效益提升和企業發展的深層次結構問題，來解放和發展生活生產力。

目前，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即便是一些產能嚴重過剩的傳統產業，也普遍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比如煤炭行業，雖然現在已經嚴重產能過剩，但個別品種如主焦煤非但不過剩反而還稀缺，在當前煤炭行業90%以上企業虧損的嚴峻形勢下，主焦煤的煤炭企業依然還有盈利空間。據了解，位于豫東的永煤集團、神火煤電這兩大煤炭企業，雖然整體形勢不好，但煤炭板塊還基本上能維持盈利，也主要受益于煤炭品種。至于鐵礦山企業，這種現象更為突出。許多鐵礦山企業提供的鐵精粉品位偏低，多屬于中低端產品，而國內一些鐵礦山，因采選技術工藝先進，鐵精粉品位高，提供的是高端產品，可與國外的鐵礦石相抗爭，同樣還能生存和發展。遼寧本溪礦業有限責任公司、撫順罕王集團傲牛鐵礦，就是因為采選技術先進，選出的鐵精粉比其他礦山高出2個百分點～3個百分點，每噸多賣幾十元錢，才在其他鐵礦山企業紛紛關門停產下能獨善其身。

其實，礦山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工藝改進，不但能提質增效，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優質供給，還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國地質科學院鄭州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針對國內鐵礦山研制的“磁場篩選法”選礦設備，既能有效提高選礦回收率和鐵精粉品位，還能大幅降低生產成本。據粗略統計，該所這幾年推廣的數10家鐵礦企業，平均提高精礦品位4個百分點，最高精礦品位達到了71.5%。同時，選礦成本下降明顯，用這種設備后可以替代傳統的球磨機，僅此一項每年可節約電力成本數百萬元。該所的選礦設備在建龍集團的幾大鐵礦使用后，效果十分明顯。最近他們在四川涼山州一個釩鈦磁鐵礦安裝運行新的選礦設備后，生產成本明顯下降，企業也開始扭虧為盈。

“對礦山企業來說，依靠科技進步來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空間。特別是在選礦裝備和工藝上，如果引進先進的裝備和采用適用先進的工藝，對產品實行差別化管理，做到高中低端產品并舉，需要高端有高端，需要低端也有低端，那就能做到優質有效供給，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中國地質科學院鄭州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馮安生介紹，應用先進的技術工藝，提高產品質量，不僅能提高礦山企業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還能降低下游產業的生產成本。以鞍山式鐵礦為例，精礦品位提高1%，煉鐵渣量減少50~60kg/tFe；燒結礦品位提高1%，煉鐵渣量減少30~35kg/tFe；燒結礦品位提高1%，焦比降低7.86kg，對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具有重要意義。這樣的產品供給肯定是優質供給，就不會出現過剩。

而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所長劉亞川也持同樣觀點。他認為，對選礦工藝復雜的金屬礦山來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從創新驅動入手，以科技來引領。要從選礦裝備制造、工藝流程、浮選藥劑的研發和改進著手，通過提高選礦回收率、綜合利用率和降低選礦成本來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

該所針對低品位鐵礦研發的焙燒選礦工藝在鞍鋼、酒鋼試驗后，降低成本明顯。尤其是酒鋼，選礦成本比以前可節約50%左右。目前，該所又在圍繞其他金屬礦的選礦，正在研發與選礦工藝相配套的裝備。

“越是在當前許多礦山企業普遍不景氣情況下，礦產綜合利用越有所作為。礦山企業可以通過較少的投入對選礦工藝流程進行改造升級，來獲取更高的效益，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劉亞川說。

只有過剩的產能，沒有過剩的產品。對礦山企業來說，如果還跟以前那樣，通過擴大規模和產能來謀求規模效益，無疑是死路一條。只有在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依靠科技創新來激發各個生產要素活力，優化升級采選工藝，提質增效，降低成本，增加優質供給，提高產品競爭力，把過剩的產能升級為優質產能，才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