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20條”、“煤炭17條”、涉煤清費立稅、煤焦公路運銷體制改革……從2012年煤炭價格下降開始，為應對工業經濟下滑、企業經營困難等問題，山西的救市政策彈就一發接著一發。但頻繁推出的利好政策總是消化在更大規模的市場跌幅中，似乎政府再多的政策都趕不上市場洪流的沖擊和裹挾。

山西陽泉一位主要領導的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該省各級官員的工作“新常態”：“現在經濟下行壓力確實比較大，宏觀指標不樂觀，經濟發展舉步維艱。我們只有努力工作、積極應對，盡量把外部沖擊或長期形成的結構性深層次矛盾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化解到最小、最少。”

在逆境中求發展

今年，山西又先后出臺了工業減負“60條”、促進工業穩定增長“19條”。山西省經信委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調研組，“60條”預估減輕企業負擔約501億元，“19條”則針對山西工業經濟中的市場、融資、減負等突出問題進行了更為精準的扶持。目前，這些政策效應有了一定顯現。前三季度，山西省規上工業增加值下降3.3%，降幅較上半年收窄0.6個百分點。而且鑒于同期基數沖減效應減弱，四季度山西工業運行有望保持回升勢頭。

山西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處處長陳國偉向本報調研組梳理了近兩年多來山西應對經濟下行的各項政策措施：“大概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減輕企業負擔，二是狠抓投資、新上項目，三是保證銀行貸款的接續。”

雖然在外人看來，這時候的山西在應對危機上似乎成效甚微，但記者從山西省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處處長任凱那里了解到，近年來省發改委一直對經濟形勢進行月度分析與研究。“監測頻率是比較密集的。因為面臨的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困難也比較多，所以我們每月都要和企業、部門、研究機構搞經濟分析，省政府每月都要聽取匯報，并對一些問題反復研究、反復論證，認識在不斷深化，連續出臺了應對措施。”

“投資確實不容易，今年山西應對經濟下行，最有效的政策手段就是抓投資。”任凱說道：“年初投資還低于全國水平，現在已是高于全國水平了。而且，很多項目是戰略性的，比如大張、太焦鐵路的建設。山西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融入京津冀、環渤海，與中原經濟區協調互動，需要先把交通基礎設施搞好。”

今年，山西省以“百日百項工程”開工和“四個一批”工作為抓手，采取了下達投資目標責任狀、月調度、周報告、投資進度和開工計劃在政府常務會議室“上墻”、加強考核督查等多種創新辦法來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前10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就完成10468.1億元，增長14.2%，投資增速有了明顯的回升態勢。

對破解山西經濟困局更有全局意義的是，從今年5月到9月幾個月時間內，山西省相繼召開三次推進大會，分別提出要在金融振興、科技創新、發展民營經濟三個方面實現突破，寄望借此為推動“六大發展”、實現富民強省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動力。

“推進‘三個突破’，省里是在下一盤大棋。比如融資難的問題，不就融資難說融資難，而是要營造一個解決融資問題的大環境。”任凱進一步分析稱：“年初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與金融機構進行專題座談，征求并梳理出山西金融領域108個突出問題，逐條研究、逐項解決，金融機構對我省這種做法紛紛點贊，信心增強了，支持力度也大了。”

面對經濟下行和金融驅動力不足的雙重壓力，作為山西省金融振興試點縣之一的定襄，積極尋求破解金融發展困境、促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方法，制定出金融振興20條實施意見和金融扶持民營經濟14條舉措，在融資擔保、信用社改制、私募股權基金、企業上市融資等方面強化了金融服務支撐。如今定襄建行已為17戶企業發放“助保貸”資金5550萬元，郵儲銀行已為6戶企業發放“助保貸”資金1960萬元，還有10戶企業使用“過橋資金”5270萬元。

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曾指出，科技創新是山西擺脫資源依賴、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在經濟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山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潛能。山西能否實現從資源依賴向創新驅動的轉變，科技創新城建設是關鍵一招。如今，山西科技創新城10平方公里的起步區已經啟動，并首批確定了清華大學、中科院、中海油等23家入駐研發機構。同時，山西省還與中科院、國家基金委分別簽訂合作協議，共同實施一批重大科技合作項目，推進科研成果轉化和利用。

“現在煤炭主要是用作燃料，從國際上看，以后煤炭可能更多地要作為原料來用，所以我們希望在太原形成世界級的煤基低碳技術中心，如果有了重大的技術性突破，就會對山西帶來革命性的影響。”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潘云向本報調研組進一步分析道。

無論是金融振興，還是科技創新，歸根結底還是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正所謂民企活則全局活。“‘三個突破’與中小微企業發展緊密相連，力圖對中小微企業發展起到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今年山西省先后出臺企業減負‘60條’、進一步支持小微企業健康發展措施‘13條’，以及10月底又出臺了綱領性的《關于加快民營經濟發展的意見》，針對性強、含金量高。”在山西省中小企業局副局長武晨陽看來，抓好政策落實、強化服務平臺、扶持小微企業發展壯大、規劃中小企業產業集群、實施“3個1”經營者素質提升工程、深化政銀企保合作……山西對民營企業的扶持重視程度正在不斷加碼。

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曲劍午向本報調研組分享了他對山西近兩年來一系列政策的觀察。一方面是解縛，另一方面是減負，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鼓勵企業更好地走向市場。過去，企業在市場中有很多束縛，很多負擔，現在負擔減輕了，手腳放開了，讓企業自己到海里去游泳，就看大家的水性好不好了。

積蓄力量艱難轉型

盡管經濟下行壓力巨大，但在一片濃云迷霧中，山西省也嶄露出了轉型曙光。前三季度，山西省規模以上工業行業中，非傳統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5.1%，提高3.6個百分點；非煤產業比重為52.2%，提高5個百分點；非傳統產業、非煤產業投資占工業投資比重也分別提高了4.7、6.2個百分點。山西省經信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山西工業增長結構、產業結構正趨于優化，產業升級步伐也在加快。特別是裝備制造業，今年以來對山西工業增長貢獻最大。

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重集團”)作為新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個重型機械制造企業，近年來受煤炭、鋼鐵等行業低位運行的影響，其傳統產品挖掘設備、煤機裝備、起重機以及軋鋼設備等都有所下滑，但其重視轉型，深耕冶金、礦山、軌道交通、新能源、工程機械、海洋裝備六大新領域，還是取得了積極進展。

“全世界最大的車輪車軸制造基地在我們這里。”太原重工軌道交通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閆耀州告訴本報調研組，由太重本部的輪軸產品生產部分、太重鐵路工業園和智波高速動車組輪對工業園三部分組成的太重軌道交通裝備制造基地，是國內外唯一一家覆蓋軌道交通用機、客、貨、動、城軌等全系列各種規格型號車輪、車軸、齒輪箱及輪對集成產品的專業化研發、制造、檢修和服務基地。今年出臺的《山西省裝備制造業三年推進計劃(2015—2017年)》已將軌道交通裝備列為優化重點推進行業之一。

如今，太重集團在國際上的關注度正在日益凸顯。作為國際性的運輸和物流集團——德國鐵路公司正欲擴大國際供貨商網絡，在其已經確定的約40家潛在供應商里，太重集團被列入其中。德國鐵路公司有關負責人也表示，目前太重集團生產的車輪組已經通過德鐵技術檢測。

作為典型的資源型城市和全國最大的無煙煤生產基地，陽泉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十分嚴重。他們在積極推動轉型過程中遇到的一大制約因素就是土地資源不足、分布不均，轉型項目難以落地。為了解決這樣的難題，陽泉提出了發展“飛地經濟”，在行政區劃不調整的情況下，沒有土地資源的城區、礦區通過把爭取到的項目落地在周邊縣區的“飛地”園區，既規避了行政區劃不合理帶來的矛盾，又實現了縣區間的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通過發展‘飛地經濟’，環境效益、社會效益均達到了新的高度。”陽泉市發改委飛地辦負責人告訴本報調研組，如今陽泉市共有21個飛地項目從城三區(城區、礦區、開發區)“起飛”，11個項目落地，總投資53.5億元，其中6個項目開工建設，且4個項目已投產或具備投產條件。

圍繞轉型，陽泉提出了具體且針對性強的發展思路——“穩定煤炭、加快電力、擴大煤化、做強裝備、創新冶金、重組耐材、做大旅游”。在此基礎上，陽泉開始在激活企業動能上下功夫。“從微觀層面講，企業是市場主體，經濟運行主要靠企業，社會財富是企業創造的。”陽泉市的一位主要領導告訴本報調研組，在陽泉，政府與大企業之間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對中小企業則搭建了政企平臺，通過中小企業幫扶基金、高新基礎產業發展基金、綜合產業基金，以獎代補撬動有項目的企業發展壯大。而且在抓簡政放權、轉變職能上，陽泉專門提出了“三個最”，即審批項目數量最少、審批時限最短、審批效率最高。

在采訪中，本報調研組還了解到，陽泉市積極爭取國家和山西省的政策支持，已爭取到國家在全國部署的61個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城區老工業區搬遷改造的政策支持。陽泉市發改委主任楊全生告訴本報調研組，如今陽泉市正在積極爭取國家循環經濟示范市以及產城融合示范區，為下一步轉型發展營造更為廣闊的發展環境。

本報調研組在采訪中還發現了一家由單一煤炭運銷貿易產業成功轉型到燃氣新能源綜合利用產業的企業——山西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新能源”)，這家企業原來扮演的就是“煤炭二道販”的角色，但近十年堅持轉型發展，目前已經是“氣化山西”的主力軍企業，擁有山西省100億立方米天然氣獨家經營權及200億立方米混合燃氣資源主導運營權，也是山西省12戶省級轉型綜改試點企業之一。

面對經濟新常態，國新能源又在尋求突破，跨界發展中藥材產業，欲打造山西最大的中藥材生產基地，還制定出燃氣產業發展三年規劃，力圖把山西省燃氣產業培育成產業集中度高、競爭優勢明顯的新興能源產業。

轉型還需政策助力

“無需對經濟下行看得過于嚴重，經濟運行本身就是波動的，而經濟下行其實對經濟結構自我調整會起到很好的作用。”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潘云認為，目前的情況對山西經濟長遠發展來講是件好事。“如果大家都能認識到山西要調整產業結構，并做到通過轉型謀求發展，可能十年以后，山西的經濟會比現在好很多。”

這并非一家之言。陳國偉也表示，對于山西來講，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局，改革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舊的體制束縛對山西影響頗深，必須深化改革，雖然會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痛苦期，但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然而重壓之下，山西的轉型路要如何走？無論是從戰略發展、還是產業政策的角度來看，煤炭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仍然是我國的主導能源之一。“經濟新常態下，企業只有‘解縛’才能再發展，再發展才能給社會創造新的東西。”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副主任閻世春認為，現在企業的出路就是想方設法降成本，包括資金成本、人力成本、材料成本，但用電成本占的比重更大。“如今煤炭價格降了這么多，工業用電的電價卻沒有變。只有所有的成本都降企業才能活。如果國家能降低工業用電的價格，企業的負擔就會少很多。”

此外，閻世春還向本報調研組道出了他的擔憂，“不景氣的煤炭行業，并不能完全靠自身緩過來。如果放任其自由發展，可能會導致很多不安定因素。因此，需要國家強制性出臺相關的扶持政策以保其穩定發展。”

對此，潘云也表達了類似觀點，“要化解煤炭行業的困難，盡快走出舉步維艱的狀態，這很重要。煤炭行業人員眾多，不僅影響經濟發展，還會影響社會穩定。尤其在經濟下行期間，就業、社會保障還有低收入人群的補助，這些是必須做好的。所以從國家層面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調研采訪中，多位專家、學者及官員在談到政策救市、謀求發展上均呼吁，國家或政府部門出臺政策，需要認真轉變執政方式和執政理念，政策內容要切合實際，絕不能閉門造車。

“有時候，政策出臺了卻很難落實，不是不想落實，是政策跟企業沒關系。”山西省中小企業局發展規劃處處長鄭彬建議，把提出政策訴求的主體變為企業，政策肯定能落到實處。“企業有什么困難，企業最清楚。當這個困難確實波及到一定面積或企業訴求達到一定量的時候，政府就必須出臺政策，不出政策，法律規定追責。”

潘云也直言，如今政策更多的是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從企業角度出臺的政策比較少。他建議，根據不同類型企業出臺相應政策，這樣對企業的影響會比較大。“不同類型的企業根據其需求可給予不同的重點支持。比如小微企業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落實政策；對中型企業而言，減稅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融資問題的解決，防止企業資金鏈斷裂；大型企業則應該在市場開拓上，在技術創新上，給他們扶植政策，讓他們牽頭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