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中紀委轉發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紀檢組的消息稱：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王威、副司長任偉、生活質量處調研員周和宇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調查。

事實上，近3年來，位于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38號的國家發改委大院，一直深陷反腐漩渦之中。

據法治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自十八大以來，已有21名現任或曾任發改委系統的官員落馬。發改委“栽下馬”的官員數量，在國務院25個組成部門中位列首位。

發改委成了腐敗“重災區”

國家發改委第一次因反腐進入公眾視野源于2013年5月，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與妻子郭靜華在國家發改委大院被中紀委帶走。

劉鐵男的落馬似乎成為了一個開端，在此后的時間里，素有“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改委中，數名官員相繼落馬。

劉鐵男被查一年后，國家能源局“窩案”爆發，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許永盛、核電司原司長郝衛平、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電力司原副司長梁波、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原司長王駿、規劃司原司長俞燕山6人相繼被查。

這其中，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的貪腐案件，刷新了建國以來檢察機關起獲贓款現金的最大數額。

2014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回應國家發改委官員涉嫌貪腐案情時披露，魏鵬遠家中搜查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兩億余元。

據媒體報道，魏鵬遠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時，其家中發現的現金，動用了16臺驗鈔機，點鈔時甚至當場燒壞了4臺。

繼國家能源局“窩案”之后，曾被戲稱為“天下第一司”的發改委價格司又爆“窩案”。

2014年8月，剛剛退休3個月的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原司長曹長慶被帶走調查。同年9月，接替曹長慶擔任價格司司長的劉振秋和價格司兩位副司長周望軍、李才華以及價格司原副巡視員郭劍英均被調查。

2014年8月22日，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長張東生也因涉嫌受賄犯罪，被檢察機關采取強制措施。

除了曹長慶外，還有一些曾經就職于發改委的官員即便早已離職或退休，也沒能逃脫“反貪大網”。

劉鐵男被查一個月后，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熊必琳便于2013年6月下旬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

熊必琳曾任國家發改委產業協調司巡視員、工業司副司長，2010年9月退休后出任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據報道，其任發改委工業司副司長期間，劉鐵男任司長，兩人關系較為密切。

此外，曾在地方發改委任職過的官員也頻頻落馬。

2014年1月，正在參加河北省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河北省人大常委劉學庫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同年8月5日，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因受賄等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并被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8月7日，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祝作利因涉嫌受賄罪被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并采取強制措施。

公開資料顯示，劉學庫曾于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擔任河北省發改委主任；姚木根曾在2007年至2011年間任江西省發改委主任；祝作利也曾在陜西省發改委工作7年。據報道，3人被調查的原因均與在發改委任職期間的行為有關。

國家發改委的“大官”們出事，地方發改委的“小官”們同樣跑不掉。四川省涼山州發改委原主任、物價局局長、糧食局局長李宏偉的落馬就是一例。

2014年9月19日，四川省涼山州紀委通過官網發布，李宏偉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經查，李宏偉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其中部分問題已涉嫌犯罪。

據法治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自十八大以來，全國范圍內共有21名現任或曾任發改委系統的官員落馬，其數量在國務院25個組成部門中最多。

權力集中是腐敗根源

對于發改委官員頻頻“落馬”的現象，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向法治周末記者強調：“權力高度集中，尤其是審批權和掌握資源巨大，是致使發改委成為腐敗重災區的根源所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此表示認同，他向法治周末記者直言，發改委被稱為“小國務院”，就足以見得其所掌控的權力有多大。

那么，“小國務院”發改委擁有的權力究竟有多大？

依照規定，發改委審批的項目和資金范圍涵蓋農林水利、能源、交通運輸、信息產業、原材料、機械制造、輕工煙草、高新技術、城建、社會事業、金融、外商投資、境外投資等國家經濟的各個方面。

發改委具體的審批權到底有多少，目前并沒有官方統計數據。但法治周末記者找到的一份資料顯示，發改委從2012年4月19日至2013年3月21日，僅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便審批或核準了近1500個項目。

“可以說發改委匯集了足以影響國計民生的宏觀調控權和審批權，所涉及的任何一項審批決策，都直接影響著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竹立家強調，發改委中的一些掌握極重要資源和審批權的部門，更是成為了腐敗集中侵襲的“高危崗位”。

據發改委的組織架構顯示，發改委下設31個司局。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在發改委20余名落馬官員中，國家能源局人數最多，正、副局長劉鐵男、許永盛相繼被查；價格司落馬人數“緊隨其后”，兩任司長都相繼落馬。

莊德水分析指出，能源局掌控了國家能源的命脈，擁有審批、核準能源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等實權；價格司則擁有擬訂調整商品、藥品等價格的權力，“這些極其重要的資源和實權會導致官員受到更多腐敗的誘惑”。

莊德水舉例稱，比如新藥上市，都需要進行定價，因此藥企如果想把藥賣得貴一點，就要想辦法“搞定”負責定價的人，而落馬的發改委價格司原司長曹長慶和價格司原副巡視員郭劍英事發前均負責過醫藥價格調整的工作。

此次社會發展司正、副司長被查一事曝出后，很多人都表示對這一部門相對陌生。

根據國家發改委官網介紹，社會發展司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職能司局，主要職責是提出社會發展戰略，擬訂和協調社會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協調人口、教育、文化等發展政策，以及社會發展和改革的重大問題。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僅周和宇所在的生活質量處就涉及民政、文化、旅游等六七個部委所管領域的項目審批、發展規劃和政策制定等。

竹立家指出，社會發展司的這些職能，不管是宏觀規劃還是具體審批，都存在巨大的利益誘惑，“由此可見，發改委中的每一個部門都有可能被腐敗所侵蝕”。

“各類審批權及資源都掌握在這些部門和官員手中，如何調價、項目能不能上都需發改委‘拍板’，這種集政策制定權和審批權于一身的格局，就使得他們有了以權謀私的基礎條件，必然會滋生腐敗的土壤。”莊德水補充指出，發改委坐擁的權力與資源，也使很多地方政府、黨委對他們有所“忌憚”，使得這些過大的權力缺乏監管和制約。

派駐紀檢組立功

如何才能解決發改委的腐敗問題，莊德水認為，加大外部監管是關鍵。

在此次王威、任偉和周和宇被調查的事件中，莊德水注意到了一個細節，那就是消息是由派駐于國家發改委的紀檢組發布的。

莊德水由此得出，此次“揪出”發改委涉嫌違紀的3名官員，應該是派駐紀檢組的功勞。

“如果最終確定3名官員是由派駐紀檢組查出，那么僅從目前落馬的所有發改委官員來看，應該是首例。”莊德水指出，這也表明了十八大之后，對部委內部權力的監督與約束正在逐步加大，國家一系列強化紀檢監察工作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莊德水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雖然此前紀委部門也有派駐組，但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十八大之后，在總體強化反腐的思路下，中紀委不斷深化體制改革，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發布《關于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等，實現了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機構的“全覆蓋”，同時確定了派駐機構由中央紀委直接領導、統一管理；紀檢組長不得在黨組中分管其他業務工作等重要規定。

“這些都使得派駐組擁有了更大的職權和獨立的工作機制，能夠專注于監督執紀問責，充分發揮‘派’的權威和‘駐’的優勢。”莊德水認為，派駐組和巡視組的相互配合，能夠構筑起對權力制約和監督的完備機制，將對腐敗分子產生極大的威懾力，令腐敗無處藏身。

除了強化外部監督外，莊德水建議，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速度也要加快。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9月24日，劉鐵男在法庭上稱，在紀委立案審查的時候，他結合親身體會，寫了如何反腐的建議。這份建議提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審批權應當大量下放到市場，從源頭上解決政府不該管的一些事，防止以權謀私。

事實上，作為所有現存國家機構中權力最大的發改委，其出現的種種問題，中央也一直在對其進行改革。

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國務院已相繼取消和下放了9批共798項行政審批事項。但這在多大程度上能解決由于部委手握審批權而導致的腐敗問題，仍不得而知。

在竹立家看來，僅僅簡政放權還不夠，以他個人的觀點來看，“發改委這一機構應逐步撤銷”。

據竹立家介紹，發改委“脫胎”于1952年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計委”的產生是為了適應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但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轉變，國家計委的功能也在不斷發生改變。

2003年3月，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第五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基礎上并入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和國家經貿委部分職能，改組為現在的國家發改委。

竹立家并不否認發改委為國家經濟建設所做出的貢獻，但他認為，隨著大部制改革的深入，各部委的管理體制已逐步趨于完善，具備承擔職能，很多事項決策都可進行，而不需要都經由發改委“大包大攬”，審批決定。

此外，竹立家直言，發改委保留了大量的行業、項目審批權限，也是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在本質上并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不過，對于撤銷發改委的觀點，莊德水并不贊同。

他提出，一方面，撤銷是否合理，應實行哪些程序，還需要大量時間的討論和研究；此外，把發改委的決策和審批等權力分散到各部委，同樣會帶來新的腐敗問題，治標不治本。

莊德水建議，在逐步推進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審批的同時，加大決策審批的公開和透明度，同時繼續強化紀檢監察部門的外部監督，并加大內部問責追責機制，通過多管齊下，來解決發改委的腐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