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認為，我國礦業企業海外投資辦礦已經由開始的探索期、中間的鞏固期、快速發展期轉入目前的持續期。

不可否認，在這期間，由于不熟悉國際礦業規則、國際市場開發能力弱、國際合作經驗匱乏、國外政府的歧視和壁壘等多種原因，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開發礦業方面交出的成績單并不讓國人滿意。

在這問題高發、矛盾暴露的關鍵時期，中國企業如何通過收購、參股等其他渠道到國外礦山投資，如何充分認識當前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以及可以收獲哪些經驗？記者就此采訪了我國冶金行業專家、《冶金財會》雜志社執行總編李沛林。

記者：您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海外礦業投資開發，需要關注哪些問題？

李沛林：首先要說的是，“走出去”辦礦的決心不能動搖，更不能面對困難和問題無動于衷，應該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根據國內外礦山生產建設的經驗教訓，結合當前國際國內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和東道主國的資源特點，堅持揚長避短，改革創新。

我認為，首先要重視基礎工作，將資源狀況搞準確。資源是辦礦的基礎，自然狀況是礦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部條件。這兩條搞不準確，即使把礦山建起來也是空中樓閣，終會險象環生。

其次，對資源開發利用相關的自然環境、基礎設施要搞準確。礦業開發利用屬于采掘工業，是直接從自然界獲取有用物質，不僅生產流程較長，工藝復雜，而且相關自然因素較多，不僅影響開發效益，有的甚至可能形成否決條件。

除此之外，到國外辦礦屬于商貿與生產經營相結合的業務范圍，應該以獲取原料為基礎，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要關注經濟效益的合理性，最大限度降低原料成本。要關注國外辦礦經營方式的多樣性，盡可能選擇風險性較小的投資形式。要關注投資環境的安全性，提高投資回報率。要配套專業化人才，關注國內外法規差異，防范礦山權益風險。當然，還應積極尋求國家在相關政策和宏觀調控上的支持。

記者：是的，“走出去”辦礦之所以成功率較低，大部分是因為對國外資源狀況了解不夠，基礎工作不牢，吃了苦頭。您認為做好基礎，對資源的掌控要把握住哪些重點？

李沛林：首先，在礦山設計建設以前要搞好補勘，把資源儲量搞準確。

資源儲量多少，事關礦山的生產規模和服務年限、生存和發展。而礦產資源又埋藏在地下，無法直觀判斷，要保證礦山多出礦、出好礦、效益好，要求礦山必須保證設計規定的儲量規模，必須借助地質勘探的力量。如果資源儲量不足，不僅影響各年份的礦石產量，從而降低效益，而且會縮短礦山服務年限，降低礦山投資收益。從國內礦山實踐來看，礦山建設風險多數來自資源勘探程度不夠，造成儲量突然縮減，礦山無資源可采，提前閉坑。比如，有的礦山地質勘探報告提供的儲量是3.3億噸，據此設計的鐵礦石產量1000萬噸/年，礦石回采率為90%，一年報銷儲量約1100萬噸，服務年限約30年。但礦山建成后，通過詳細補勘發現，實際儲量只有2億噸，即使將年產量降低到800萬噸，也僅能開采21年，比原計劃縮短9年，使獲取的礦石量、經濟效益、投資回報率三項主要指標均大打折扣，甚至會由盈利變為虧損。

對這種類似的問題，在國外辦礦時更要注意，因為國外有些礦主為了追求效益，一方面千方百計把資源儲量報高，條件報好；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降低勘探費用，使資源勘探程度降低，形成儲量虛高。據有關資料披露，近年來，國外礦山的勘探費用實際在逐年下降，2013年與上年相比下降40%左右，相應地減少了勘探工程量，使埋藏在地下的資源儲量準確度令人擔憂。所以，在辦礦以前，一定要搞好詳細補勘，準確掌握全面的地質資料，把可采資源總量搞準確，并按實際儲量確定合理的開采規模和服務年限。

其次，還應重視資源開發的可行性研究，把資源開發利用可靠性搞準確。以鐵礦資源為例，可采可選性也千差萬別。在我國，僅鐵礦和錳礦資源就有十多種，每一種礦石成分都很復雜，可開發利用程度和質量高低更是相差懸殊。對全球來講情況更加復雜。目前，全球約有180多個國家擁有礦業資源，其中100多個國家對外開放，可供國外辦礦選擇的余地很大，資源性質和可供開發利用的風險性可想而知。到國外辦礦，人生地不熟，對當地的礦石資源不甚了解，稍有疏忽，容易失誤；我國企業“走出去”辦礦起步較晚，按照先富后貧、先易后難的開采原則，一些資源條件較好的優質大型礦區早已被當地開發商和三大鐵礦供應商捷足先登，剩下的資源之所以未被選中，往往是因為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不乏資源陷阱。所以對資源開發的可行性研究一定要慎之又慎。

記者：您剛才提到，礦區的自然稟賦好不好關乎企業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投資的成敗，您認為在這方面企業應該著重了解哪些情況？

李沛林：首先要高度重視礦區規模對礦山經營效益的作用。同等質量的礦石資源，礦床規模差異會帶來開采效益的高低懸殊。以鐵礦為例，億噸以上的大礦區，不僅可以建設大型礦山，還可以采用大型現代化設備，充分發揮規模效益優勢，而且服務年限長達幾十年、上百年，大大提高投資收益；而儲量僅有幾百萬噸的小礦點，只能建設年產百萬噸左右的小礦山，服務年限也只有十幾年，甚至更短，開發利用價值大大降低。在綜合效益上，大礦山多數盈利，小礦山大部分虧損。

其次，注重礦石埋藏深淺和礦石圍巖性質帶來的經濟效益上的差異。礦石埋藏深淺不僅關系到露天礦的巖石剝巖量的大小，而且關系到礦山開采方式的變化，如果埋藏很深，只能采用地下開采方式，則生產成本會大大提高；如果埋藏淺，則可采用露天開采，成本大大降低。而圍巖性質上的差異，是影響井下支護難度和費用的主要因素。有的礦區地壓很大，圍巖又破碎，巷道很難支護，不僅影響生產，而且危及安全甚至成為礦山生產的否決條件。

礦區的水文地質狀況中，地下水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問題。實踐證明，它是對礦山生產產生破壞性影響的重要因素，有的礦山建起以后，直到把巷道打通，才發現地下水太大，不僅大大提高了排水費用，有時甚至會把采場淹沒，造成礦山停產。礦區地質狀況也很重要，有的礦床正處于斷層破碎帶，巖石破碎，礦層斷開，造成可采礦層錯位多變，給礦山生產帶來極大困難。

此外，礦區的地理位置、基礎設施、氣候狀況等，也是企業在購置資源時必須了解和認真考慮的因素。國外礦山特別是新開發的礦山，絕大部分處于荒無人煙地區，交通閉塞，一切基礎設施都要新起爐灶，造成前期投資大，建設周期較長；還有的氣候條件不好，生產生活環境較差，一年中正常生產時間不足半年，在這樣的地區辦礦費用較高。

記者：降本增效是每個企業的訴求，現在海外投資環境怎么樣？企業如何抓住商機贏得利潤？

李沛林：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對我國實施戰略圍堵，我國利用境外礦產資源環境趨于惡化。一些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我國企業“走出去”辦礦面臨許多棘手問題。又由于我國實施“走出去”辦礦戰略較晚，世界資源格局已基本形成，留給我們可以介入和利用的資源已相對較差。

因此，經濟效益是否合理應該是辦礦者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在分析國外辦礦效益問題時，應該仔細算好兩筆賬：一是買進口礦與到國外辦礦的效益比較，二是到國外辦礦與在國內辦礦的效益比較。

改革開放初期，買進口礦比國內建礦便宜，但是今天的鐵礦石國際市場環境及國內礦生產條件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今的國內鐵礦石價格已由當年高于進口礦變為低于進口礦。據有關部門測算，近兩年凡是有自產礦山的鋼鐵聯合企業，噸鋼成本要比完全依賴進口礦的企業低300元左右，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自產的國內礦價格較低。

同時，由于近幾年國家加強了地質勘探工作，如在河北、遼寧、山東、新疆、安徽等地，新發現了一些資源條件較好的大型鐵礦，地處交通便利、氣候條件較好的地區，開發成本相對較低。

在這種形勢下，擬到國外建礦的企業一定要根據新形勢認真測算，擇其優者而從之。

記者：中國企業參與海外礦業投資開發面臨很多挑戰，該如何規避風險呢？

李沛林：在經營上，首先應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選擇辦礦形式。就目前情況而言，還是應該摸著石頭過河，選擇風險性相對較小、見效較快的形式合資辦礦，與資源國形成利益共同體。這樣既可以調動雙方積極性，又利于培育本土化團隊，順利解決辦礦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需要注意的是，必須派自己人參加管理，特別是財務管理人員一定要及時到位，并選派精兵強將掌控資本。

其次是要重視投資環境的選擇：第一，要選擇儲量大、含礦品位高、有害雜質少、易采易選的大礦區建礦，做到投資省、見效快、服務年限長，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資回報率。第二，在同等資源條件下，要選擇在友好國家辦礦，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有利于加快工程進度和正常生產。第三，要選擇距我國大陸較近、交通方便、礦山附近有大中型城市的礦區建礦，以減少礦山建設的前期工作量和投資額。第四，要關注礦山所在國家的政治形勢和社會穩定狀況，對那些實行信息封鎖、壟斷經營，妄圖通過經濟施壓達到政治目的的極少數國家，資源條件再好也要慎之又慎。

此外，還要特別關注國內外法律制度的差異問題。在異國辦礦要同時遵守我國和資源所在地兩國的法律制度，不僅內容復雜，條款較多，而且二者之間又有不少差異，對剛剛起步到國外的辦礦者來說，確實存在較大難度和風險。有些國外企業往往利用我國辦礦者對該國法律法規的不了解，在辦礦協議中故意增加許多隱含附件，甚至埋下法律陷阱，誘導你觸碰當地政法“高壓線”。還有一些西方國家的勞工制度與我國的勞資管理也有很大差異。為防范勞資風險，礦山經營者必須了解當地的用工制度和分配關系，并據此研究必要的應對措施，防止罷工等意外事件的發生。

記者：很多企業反饋在海外投資時知己不知彼，“走出去”容易“走下去”難，您認為關鍵因素是什么？

李沛林：實踐證明，造成“走出去”辦礦成功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專業化隊伍不配套，在一些重要領域存在人才短板，造成一招不慎，全盤皆輸。所以要提高海外辦礦的成功率，關鍵是要建立專業全面、國際化的人才隊伍和本土化的運營團隊。

最近有關專家把目前“走出去”辦礦分為四類：民營企業，地質勘查企業，大型鋼鐵、礦山企業，金融、投資類企業。雖各有優勢，但幾乎沒有一家是專業齊全、協調配套的辦礦企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專業人才短板。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各海外辦礦單位應根據各自人才缺位狀況填平補齊，必備以下六種人才：一是能與國際接軌的財會人員，把好資產關；二是具有實踐工作經驗的地勘人員，把好資源關；三是具有礦山生產建設經驗的采礦選礦專業人員，把好礦山建設和資源開發利用關；四是具有一定國際貿易經驗的管理人員，把好經營運行關；五是具有一定國際經驗的律師；六是了解東道主國司法程序和風俗人情的本土人員。在國外辦礦，不僅要“走出去”，還應該“請進來”、“融進去”，得到當地相關部門的認可和支持，形成多方共享的利益共同體。

記者：“走出去”能否走穩走好，離不開政策支持。作為行業專家，在政策方面您有哪些建議？

李沛林：在“走出去”辦礦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國家應該搞好頂層設計和宏觀調控體系，創新形式，搭建平臺，統籌兼顧，加強協調管理。

首先，建立健全有關法律、政策支持體系，在財稅、融資、信用擔保等制度制定方面進行系統性的頂層設計，為企業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安全保障。

在投融資政策上，國家可設立專項“境外投資發展基金”。對礦產資源類項目投資的中長期貸款提供貼息支持，并適當延長還貸期限，提高境外辦礦后勁及項目盈利能力。此外，可由國家財政出資設立“境外資源開發風險基金”、“境外投資擔保基金”，以降低境外辦礦風險。同時，盡快建立完善我國基金支持體系，支持企業境外資源開發的跨國并購。建立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

其次，打造和完善風險勘探市場，建設礦業金融改革示范基地，為“走出去”提供堅強后盾。在風險勘探市場平臺基礎上，形成第三方服務體系和為風險勘探市場提供服務的要素體系，包括律師事務所、礦權評估事務所、會計事務所、鉆探公司、化驗公司等。建設好包括專項基金、私募基金、金融機構和各種金融產品、礦業企業資金等在內的“資本蓄水池”，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信息和資金支撐。

再次，搞好資源外交，加強與資源出口國、境外辦礦東道主國的外交關系，拓寬新的礦產資源來源渠道，保證礦產資源進口渠道多元化。要不斷強化與資源供應國和資源需求國之間的經貿聯系，建立互惠互利的資源體制，在更大范圍、更多領域、更高層次上加強和深化資源外交，以減少碰撞和摩擦，保證境外辦礦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