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意味著，在1994年實行分稅制之后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大幕將啟……

資源稅將擴大范圍

就目前形勢看，從資源稅切入，從而推開我國新一輪基礎能源改革勢在必行。其改革方向，一是擴大征稅范圍，將煤炭、水資源等納入資源稅的征稅范圍，征收方式由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以進一步發揮稅收促進資源合理利用的作用。二是提高資源稅稅率。目前實行的5%資源稅稅率雖然較之以前有了實際稅負的較大提高，但離英國的12.5%、俄羅斯的16.5%、美國境內外平均值的14.6%的稅率水平還是相差很遠，適當提高稅率還有空間。三是注重在“價稅財聯動”框架下處理好資源稅改革與相關領域配套改革攻堅克難的方案。

具體而言，在2010年，我國首先從新疆開始對原油天然氣的資源稅實施改“從量”為“從價”的新機制以后，到現在為止這個新機制已覆蓋全國，但是敢不敢下決心把新機制覆蓋到煤炭？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推到煤炭，不是讓煤炭行業中的這些企業把稅負完全吸收的問題，而是在競爭環境里面，大部分稅負應從上游向中游、下游傳導下去的問題。不傳導，這項改革就失敗了。從流轉稅的運行機理上說，其稅負也必然傳導——最主要的影響將是從煤到電這個鏈條。我國鐵路通常情況下運的東西一半是煤，運出去的煤大部分是用于發電，進而形成社會再生產全產業鏈上主要的能源支撐因素。怎樣能夠盡可能地按照節能降耗的要求使用煤炭，資源稅改革給了很重要的契機。如果煤炭資源稅“從量”變“從價”，二三十年以前定的每噸兩塊多到三塊多錢這個到現在已經無關痛癢的稅負，至少會變化為每噸幾十塊錢的稅負，噸煤稅負比原來要達到增加十幾倍的效果。

如果這個變化隨著改革產生出來，運行中間政府要掌握的是什么？比較簡單：在給所有企業產生壓力的同時，掌握總體的力度，使改革步驟上大多數受到影響的企業能夠經過努力繼續生存，少數企業被淘汰出局，淘汰的就是不能適應新的壓力的“落后產能”“過剩產能”，就是使中國產業結構在這樣由經濟杠桿“對事不對人”做出調節的條件下，按照“升級版”的方向、可持續的方向走，即按照減少排放、減少霧霾來源方向走。

因為煤炭資源稅負從產業上游向中游、下游的傳導，會促使大家千方百計開發有利于節能降耗的工藝、技術和產品，誰在這方面做得好，他就可以擴大市場份額做大做強，這種經濟手段的利用是十分關鍵、無可回避的。政府“淘汰過剩落后產能”的手段中，“關停并轉”只適合為數不多的大企業，面對數以千萬計的中小微企業，政府沒有那個本事去甄別誰是過剩產能的代表，只能主要依靠市場公平競爭中的“優勝劣汰”機制。但恰恰難點在此，煤炭行業首先反對。于是，問題歸結為我們能不能夠回到全局視野，從最高決策層的決心開始，跳出這些利益固化藩籬所造成的局部感受，從全局、長遠來打開新局面。稅改促進節能降耗與整個全局配套改革和整個國有經濟以后怎樣更好地在支持現代化過程中發揮正面作用、消除它的弊病，密切聯系在一起。

消費稅或現亮點

“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這是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的消費稅改革方向。據此，完善消費稅制度應考慮：第一，進一步加大征稅范圍提升調節力度，對一些容易產生環境污染(如某些類別的電池)、大量消耗資源的產品(如大排量汽車)，以及部分奢侈型高端物品(如私人游艇、私人飛機)、部分高檔消費行為(如高爾夫球、高檔餐飲)等，納入消費稅征稅范圍或提升稅率，更好地發揮消費稅在促進節能減排、合理引導消費方面的作用。第二，完善計征方法，將部分應稅消費品由生產環節納稅改為零售環節納稅，相應為“營改增”后地方政府層面的收入增加來源。第三，調整消費稅稅率，對清潔能源和環境友好產品實行低稅率或免稅；進一步細化小汽車消費稅率，鼓勵發展節能環保型小排量汽車。

如果現在要運用消費稅經濟杠桿來促進結構調整，促進節能降耗，它可用的空間應該是充足的，所以對環境資源造成明顯壓力的高污染相關的產品，增加稅負予以約束等等，經濟的合理性是比較明顯的。希望通過這樣的調整配合總體推進節能降耗、可持續發展、優化結構、轉變方式這個進程。從這個角度觀察，我感覺有關管理部門主要是設計方案、解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問題。但個人感覺，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現在可做的事情必須是緊密結合和呼應“營改增”全面推開以后，倒逼關系到整個財稅配套改革通盤考慮。

此外，現在大家都議論先富起來的階層有炫耀式的消費，私人飛機、私人游艇，這種特別突出炫耀性消費，我個人覺得會作為消費稅里面加以特定的稅負來施加調節的亮點。

環境稅不宜再拖

當前我國要真正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單靠行政干預是遠遠不夠的。借鑒西方國家進入全面“綠化”稅制新階段的經驗，我國也應在貫徹現代化戰略過程中理順環境稅費制度，加快環境保護稅制度建設。在這一改革初期，可考慮對現行排污費實行“費改稅”。待時機成熟時，對排放物較全面實行環境保護稅。稅率設計可從低稅率起步，隨企業承受能力和環境治理成本等因素而適時調整、提高。

實際上，單獨開征的環境稅，是以對造成環境壓力的排放主體為對象，結合排量，把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特定調節機制。我認為這個改革在中國也勢在必行，最好在“十二五”期間提出基本的方案，不宜再拖。說了這么多，議論來議論去，一直很難下決心，但是到了確立“五位一體”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到三中全會后全面改革的時候，我們大家應該一起努力深化理性討論，把這個改革的事情做得更積極一些，盡可能地加快設計形成方案打開新局面。

（作者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