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銀行間市場發生的“錢荒”，再次提出了調整經濟結構的嚴峻課題。如果說，此前決策者面臨著要調結構還是穩增長的選擇，如今，現實已經給出答案：只有調結構才能穩增長。

這場看似突如其來的資金緊張風波表現為金融問題，根源則在于實體經濟。正是由于實體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相當一批企業處于虧損或虧損邊緣，大量資金才被迫空轉，或轉向房地產或地方融資平臺等非生產性領域。中國前五年或前十年那種依靠高負債實現經濟增長的路徑，已經難以為繼，現在進入了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

調整經濟結構千頭萬緒，需牽住“牛鼻子”。我們認為，應緊緊抓住產能過剩、去杠桿化問題，并進一步激發民間創業活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解決方案均須從全球視角出發，才能得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中國經濟增長現在面臨的最大的現實約束便是產能過剩。在金融危機并未走遠之時，產能過剩是一種全球性現象，而中國的產能過剩又是中國式增長模式的產物，與各級政府過多干預經濟和要素市場改革滯后直接相關。過往中央政府的一些產業政策既缺乏全球視角的宏觀判斷，又極容易做過頭，也是產能過剩的重要推手。

當前治理中國的產能過剩，需要市場和政府雙管齊下。因為市場經濟自有調節產能過剩的機制，這不僅體現為價格調節，優勝劣汰，也體現為面對全球市場的開放式調節。未來中國發展當然要以擴大內需為主，周期性的產能過剩應在穩定增長的基礎上主要在國內市場消化，但是，一些結構性的產能過剩，應放在全球化背景下來尋求出路。政府與企業應當順應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新形勢，在全球范圍內轉移中國過剩產能。

在調節產能過剩中，必須重新評估政府的產業政策的優長與局限，增強透明度并大規模瘦身，全球市場指向可成為其中的一個著力點。政府可以鼓勵技術水平較高的企業“走出去”，技術水平比較落后的則應尊重市場競爭的邏輯，絕不盲目“托底”。

中國經濟增長長期倚重出口，帶來了一系列內部和外部問題，如外匯占款高位不下和國際貿易爭端不斷加劇。不過，出口仍將是拉動中國經濟的有力引擎，只是傳統貿易結構需要改變，出口還應與國際投資聯系在一起。僅僅靠貸款支持工程承包難以實現這一前景。國有企業利用中國貸款在國外修建港口道路，竣工后管理不善，也難以持續產生再就業機會，最后鎩羽而歸，這種教訓俯拾皆是。日本在國外大力興建工業走廊，依靠民間力量并著眼長遠，將國內轉移產能和當地經濟發展相結合，這一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結構調整還與去杠桿化緊密相關。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將高杠桿化的危害暴露無遺。在應對危機過程中，各國去杠桿化的步伐快慢不一。美國資產價格調整在2008到2009年一年之內調整完畢。日本已經用了二三十年，歐洲也已用了五六年。中國的資產價格調整則未能真正啟步。不難發現，去杠桿化進程的快慢反映了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同，反映了其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不可持續的增長方式持續愈久，其泡沫破裂后的后果便愈嚴重。與其屆時被動地去杠桿化，不如在經濟增長速度尚可之時采取主動行動。

無論是被動抑或主動去杠桿化，在此次調結構的過程中，均應把大幅增加企業股本金視為要務，這就需要發展直接投資?，F在，國有企業普遍面臨股本金不足的難題。保險公司、社保、外匯儲備等金融機構，甚至民間資金應均可進入這個領域。倘這一市場得以成長，令人驚魂甫定的“錢荒”便減少了策源地，更有望走出一條國企改革的新路。

調整經濟結構，必須伴隨著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實質是擴大企業和公民的經濟自由，讓經濟主體煥發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因此，扎實推進行政審批下放、減少工商稅收、鼓勵民眾創業非常重要。當前，決策層重又強調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一些國有壟斷的高壁壘產業也有放開部署，均值得肯定。不過，對于民間投資的開放應當擴大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各類企業。興旺的民間創業才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支點。

被動的調整經濟結構往往伴隨著周期性的緊縮與陣痛，甚至會引發“硬著陸”風險，這考驗著政府與國民的忍耐力，這又常常表現為政策博弈?，F在，中國GDP增速有所下滑，財政壓力增大，呼吁政策刺激之聲再起，如果迎合這種訴求，實際上不過是回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老路。能否闖過這一關，要靠決策者以政治家的責任感，增強調理經濟結構的緊迫感和自覺性?，F在已經到了下定最后決心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