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抓反腐敗，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這樣的施政特點，在2014年是體現得更加明顯了。于是，關于反腐和改革的關系如何處理，也成了大家關心的重要問題。

隨著中紀委宣布全國政協副主席、原江西省委書記蘇榮，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原山西省發改委主任令政策等正在接受組織調查，晉、贛成為繼四川之后發生所謂官場“地震”的省份，預示著持續了相當時間的反腐風暴沒有勢頭減弱的跡象，而是向“深水區”走去。

同時，在距離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決議大半年之后，各重要領域的具體改革方案正陸續走審議的程序，或者出臺試點方案。比如6月份政治局會議審議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以及審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和《關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方案》。

一手抓反腐敗，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這樣的施政特點，在2014年是體現得更加明顯了。于是，關于反腐和改革的關系如何處理，也成了大家關心的重要問題。反腐是促進了改革，還是會阻礙改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議論？

用反腐為改革開路，這是中國改革歷史上常見的套路。筆者過去在一家大型國有農墾企業采訪時就發現過類似的故事。由于體制問題（分灶吃飯、土地的封閉管理等），企業下屬農場有相當數量的土地被廉價賣掉，或者被官員自己、親朋好友等圈走。而推動改革需要花錢，只能在土地上想辦法，把土地收回來，這就觸動了很大的既得利益。改革推不動的時候，改革者只能懲辦了一部分人。但也不是一個不漏，而只是殺雞儆猴式的策略。

正是由于這種存量腐敗的普遍性，讓人們會懷疑反腐是否是選擇性反腐，或者叫政治性反腐。但對改革者來說，又必須以反腐敗來為改革開路，總要懲辦一部分人。這就是對反腐敗有不同看法的根源。

其實，為改革開路本身所要求的反腐敗肯定也不是小打小鬧的，一定會到打“老虎”這個層次。不然，反腐敗對改革就沒有推動作用。上述農墾企業的改革者懲辦的也是“硬骨頭”，不然也支撐不了改革的成本。有意思的是，改革者自己是很清楚體制性問題的，因此雖然會用反腐敗為改革開路，但自身也不傾向于全面懲辦，否則改革也推行不下去，為此還曾經和當地公檢法部門溝通少抓人，請求給大家一個糾錯的機會。改革者的話說得也很坦率：我們的人根本經不起你們查啊！

回到全局的改革與反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中紀委已經在釋放一些重要的信號，比如在案件查處上，重點查處十八大后還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黨員干部，并加強辦案全過程監督。也就是說，案件查辦目標進一步明確集中——十八大后仍然頂風作案的，辦案本身則要經得起檢驗。這是解決前述矛盾的比較好的思路，實際上也是給出一個明確的預期。

另外，反腐風暴之所以無法減弱還一個重要原因是，腐敗的家族性、裙帶性，以及窩案、串案的特點。打一只“老虎”，勢必會牽扯出一批人，客觀上決定了反腐敗勢頭不能減弱。2014年落馬的“老虎”，無不如此。

從目前的反腐敗節奏來看，其與改革的對應關系仍是非常強的，全面深化改革仍然必須以反腐敗為前提。近3個月能源局5名官員落馬，持續發酵的中石油窩案等，對應的是6月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提出的，積極推進能源體制改革，抓緊制定電力體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還比如不久前李克強總理專門批評的審批中介現象，“有些地方，在前置審批前需要通過中介服務機構來辦理，不通過中介交錢，審批就批不下來。而這些中介服務機構，說白了就是吃‘行政飯’！”改革和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引起了中央的極大關注。6月份審計署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也披露，審計發現，違法犯罪方式更加隱蔽，一些不法分子通過有意培植利益關聯方“代理”作案，有的將原本可以按正常程序開展的行政審批等事項，指定中介方介入協助，并最終從中介方獲得利益回流。可以預計，打擊中介腐敗將是下一步反腐敗的一個重點工作。

總之，當前的反腐風暴，為改革開路的基本底色是非常清晰的。這是一種比較務實和有效的選擇。如果說是有選擇的話，也是根據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來選擇。至于具體的改革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結果，那是需要我們進一步跟蹤觀察的事情。改革的成果，當然也是檢驗反腐風暴成效的真正試金石。

（作者系《南風窗》執行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