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唐三地的協作在三十多年前就開始提出，期間斷斷續續，原來的國家建委、計委和現在的發改委都參與過推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只聽雷聲響，不見雨下來，這次，估計是要動真格的了

在85歲的鈕德明看來，京津冀的規劃是不折不扣的“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作為北京決策咨詢中心原主任，鈕德明參與和見證了這座古城半個多世紀來的數次規劃，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京津唐三地的協作在三十多年前就開始提出，期間斷斷續續，原來的國家建委、計委和現在的發改委都參與過推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只聽雷聲響，不見雨下來。

與當前區域合作較好的“長三角”“珠三角”相比，鈕德明認為京津冀的合作更具優勢，“要資源有資源，要政策有政策，要人才有人才，要文化有文化，沒充分利用起來，太可惜了”，而其中的原因，更是值得今天反思。

一號工程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最早決定開展國土規劃工作時，京津冀三地的區域規劃就被提了出來。不過，當時的提法并不是“京津冀”，而是“京津唐”。作為傳統的北方重鎮，唐山的工業一度是與“上(海)青(島)天(津)”齊名，遠超北京。

1981年4月、10月，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先后作出加強國土整治工作的決定和指示，并要求當時的國家建委設一個專門機構，具體負責國土整治工作。

當時中央書記處的決定說，“建委的任務不能只是管建設項目，而且應該管土地利用，土地開發，綜合開發，地區開發，環境整治，大河流開發。要搞立法，搞規劃。國土整治是個大問題，很多國家都有專門的部管這件事，我們可不另設部，就在國家建委設一個專門機構，提出任務、方案報國務院審批。總之，要把我們的國土整治好好管起來。”

根據書記處的決定，原國家建委隨即組建了國土局，專門負責國土規劃工作。而京津唐地區的國土規劃，就成為國土局成立后抓的第一個試點，被認為是局里的“一號工程”。

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局綜合處副處長的鈕德明，也被要求參與這項工作。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1981年底，原國家建委分管國土工作的副主任呂克白先后與北京、天津、河北的領導同志商議，打算以京津唐地區作為全國的國土規劃的試點。

當時建委的想法是，第一步先搞個規劃綱要，第二步再搞規劃。在做規劃綱要之前，先進行一些課題研究工作，于是在1982年4月召開了一次會，商定了9個研究課題，并要求在一年之內拿出成果，以便編制規劃綱要。其中，人口、城市、交通3個課題交給了鈕德明，負責協調。

為什么當時會選擇京津唐地區的國土規劃作為試點？呂克白在一次講話中說，“因為這個地區是我國的核心地區，它的地位和作用在全國十分重要。”彼時，京津兩市的工業產值，在全國所有城市中，穩居第二、三位，僅次于上海，而冀東又是當時國家煤、鐵資源的重要基地。

“再加上京津唐地區在地理位置上是關內、關外的一個咽喉地帶，山西和內蒙古的煤炭要運出來，非通過這個地區不可。”呂克白說，“這樣一個地區的經濟規劃，我們應當把它放到首要地位來抓。”

當時也有人反對先拿京津唐地區作試點，認為這一地區問題復雜，矛盾尖銳，很難搞。但呂克白的態度堅決，“除非不搞國土規劃，如要搞，京津唐是必搞的地區之一”。

他還告誡手下的人說：“我們不能撇開這個地區，去搞比較容易的地區。困難是客觀存在，今天不做明天做，困難還是存在，也許還更大。”

京津唐地區的國土規劃研究展開沒多久，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國家建委撤銷，原屬國家建委的國土局、施工管理局等一些部門并入國家計委。國土工作劃歸國家計委主管，呂克白也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繼續分管國土工作。

為了推動京津唐地區的國土規劃工作，國家計委成立了京津唐國土規劃辦公室，負責組織協調工作。

但遺憾的是，直至呂克白1999年去世，京津唐的國土規劃也沒有搞出來。

京津之爭

京津唐國土規劃中斷的直接原因，是1985年國務院要求國土局抓緊編制《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由于人手不夠，國土局被迫暫停了搞了兩年多的京津唐國土規劃試點。

不過，據鈕德明回憶，在搞這個試點時，京津唐三地協作的阻力非常大。有一次，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向他建議，研究北京的規劃，要考慮天津的發展。鈕德明認為有道理，但當他向北京市有關領導匯報時，得到的答復卻是“我們是北京的官，不好考慮天津的事”。

一位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世紀80年代初的京津薊已經感受到了體制隔閡所帶來的束縛。

當時天津市只能在薊縣收購雞蛋，不能到遵化去收購，因為一到遵化去，就有人說侵犯了唐山地區的經濟利益。黃驊縣出螃蟹，到天津去賣距離最近，可黃驊卻屬于河北，并不歸天津管。

198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到天津視察，天津市的官員匯報說，要講工業的改造，企業的技術改造，有些廠子市里可以統一規劃；但是一提到冶金、機械工業的改造，已經不是市里能夠統一規劃的了，必須相關的幾個城市統一考慮。“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天津既無鐵、又無煤。”前述知情人說。

更嚴重的是這種按行政區劃自成體系的發展模式，使得京津唐三地的競爭遠超協作，北京更是利用“首都優勢”，在資源配置等多方面享有特權。

解放前，北京是一個單純的消費城市，工農業均落后于河北、天津。上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之下，北京首先對城市性質進行了徹底的改造，把一個工人僅占4%的消費城市改造成為工人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業城市。

此后十年，北京興辦了幾千家工業企業，涵蓋了鋼鐵、機械、石油化工、電子、建材、醫藥、紡織服裝、輕工、食品等等工業的幾乎所有行業，“文革”前產業工人數量已經達到100多萬。

20世紀70年代，中央提出各地建立自成體系的工業經濟，燕山石化、石景山鋼鐵廠、東方紅煉油廠等大項目接二連三聳立起來，從而使沒有鐵礦石和石油的北京形成了年產300萬噸生鐵和30萬噸乙烯的能力。

這直接導致了與河北、天津同類產業爭資源、爭能源、爭投資、爭項目，使本來一些按經濟規律和城市功能應投入津冀兩地的建設資金和項目，投向了首都。

天津一位市長為此曾專門給中央寫信，說北京這么發展，對周邊產生了強烈的“空吸現象”，天津是大樹底下不長草。兩個城市的隔閡日漸加深，天津的同事曾向鈕德明訴說，以至后來北京不惜花費巨資到河北新建京唐港，也不用當時距離更近且尚未飽和的天津港(7.90,-0.28,-3.42%)。

有說法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京津的矛盾歸咎于時任兩市領導的不和。但鈕德明認為，最主要的根源還是各自為政的執政觀念。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他接觸過京津兩地不少官員，“盡管職位很高，但缺乏一盤棋的戰略思想，更多的是考慮戰術問題，反而是一些研究人員在考慮戰略問題。”

盡管國土局推動的京津唐區域規劃沒有搞起來，但前期的研究仍提出了不少即便是現在看來仍具有遠見的意見和建議。比如，研究提出京津唐3地應有分工，不能平起平坐，北京要加強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經濟上就不宜承擔那么多任務，需要津、唐二市分擔，秦皇島、廊坊等市也應分擔一些。

而這些恰恰也正是三十多年后，造成北京大城市病的癥結之一。